电话是晚上九点四十分打来的。
我刚端着一碗泡面坐回工位，红烧牛肉味的，泡了快十分钟，面已经坨了。筷子还没拆开，手机屏幕亮起来，来电显示：柳萤。
“喂。”
“你在所里？”柳萤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太对劲。
“嗯，刚蹲完一个扒手，回来写材料。”
“晚饭吃了吗？”
“正吃呢。”
“几点了？”
我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时间，九点四十。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“你上次跟我说，‘再忙也就这一阵，忙完就好了。’”柳萤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，不冷不热，像在念一份文稿，“这句话你说了多少回了？”
“我...”
“你上回说来台门看我，是半个月前的事。来了待了不到三个小时，接了四个电话，走了。我一个人在村口站了半天。”
我拆开筷子，夹了一口面塞进嘴里。面是凉的，坨得厉害，嚼了两下没咽下去。
“那天是真的有事——”
“我知道你有事。你每天都有事。”柳萤打断了我，“你哪天没事？你告诉我，你哪天没事？”
我嚼着面，没吭声。放下筷子，把手机从肩膀挪到耳边。
“我现在跟你说一件正事。”柳萤的声音压低了，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克制，“我那边的报道方案批下来了，下周开始正式采访。第一批采访对象是水口子村和杨村的受害村民，大概需要三个月。这三个月我会很忙，可能没时间往城里跑。”
“嗯。”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三个月我就不用见你了？”
“我没有这个意思。”
“那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”柳萤问得很认真，“你提前跟我说，我配合你。”
我沉默了。
我知道自己说不上来。站前所的案件量摆在那里，我每天像陀螺一样转，连轴转已经成了常态。这周排班表上写着周末休息，但昨天刚接了一个诈骗案，周末大概率要加班。
“你看，你说不上来。”柳萤替我把沉默补全了，“你每次都这样。你答应我的事，没有一件是兑现了的。你答应来台门看我，没来。你答应周末带我去绿岛看房子，没去。你答应我五一休假，结果一个电话你就回了所里。”
“对不起，但这跟谈对象不一样。我手上是案子......”
“案子。”柳萤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，语气忽然变了，变得锋利了，“你手上有案子。你手上永远有案子。那我呢？我是你什么人？是你女朋友，还是你排班表上的一个待办事项？”
“你是我女朋友。你当然是我女朋友。”
“那你做一件男朋友该做的事给我看看。”柳萤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，“你连一次完整的约会都没有给过我。我们在一起到现在，你看过一场电影吗？陪我吃过一顿不接电话的饭吗？你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吗？”
我张了张嘴。
我确实不知道。我知道柳萤在台门镇做采访，但具体采访什么、进展如何、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我一个都答不上来。
“你看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柳萤笑了，那笑声发苦，“聂铭，我知道你是警察，我知道你的工作重要。我不是不体谅你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有我的工作，我也有我的压力，我也需要有人能听我说说话。你连听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“我们每天通电话......”
“那叫通电话吗？”柳萤打断我，“你每次通话不超过五分钟，要么在出警路上，要么在写材料，要么在审讯室外面等提审。你有没有一次是安安静静坐下来、认认真真听我把话说完的？”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动，像是杯子被重重放在桌上。
“上周三我发烧，三十九度，一个人去镇上的卫生所挂点滴。挂到一半护士问我怎么没人陪，我说我男朋友在忙。护士问我男朋友干什么的，我说是警察。她说，‘哦，难怪。’就‘难怪’两个字。你听听，人家一听‘警察’两个字，就什么都能理解了。”
我的喉咙发干。
“我那天打电话给你，响了三声你挂了。后来你给我发了条消息，说‘出警，回头说’。回头你说了吗？”
“那天那个案子确实紧急......”
“我知道。你每天都有紧急的案子。”柳萤的声音终于失去了所有克制，“我知道警察工作苦，我知道你忙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可我真的撑不住了，聂铭。我不是在跟你吵架，我就是……撑不住了。”
她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抖了一下。
我靠在椅背上，一只手攥着那碗已经凉透的泡面，另一只手握着手机。看着办公桌上摊开的案卷材料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案件编号，看着那盏亮了一整天的白炽灯。
我很累。
不是今天一天累，是连着一个月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的那种累。
我知道柳萤说的是事实，我知道自己亏欠，可这些话我没办法说出口。
说出来也没用，说了明天还得照常出警，照常办案，照常把她的消息回成“在忙”。
“说话。”柳萤的声音又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，轻了很多，像被风削薄了一层。
“……我明天过去。”
“不用了。”柳萤拒绝得干脆，“你明天有案子。后天也有。你来了也是接几个电话就走。你我都清楚。”
“我觉得……我们可能不太适合。”柳萤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，但稳得很用力，每个字都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，“你需要的不是我，是一个能永远等你的影子。我做不了那个影子。”
“别！”
“挂了。”
“等一下！”
“我在台门镇这边的工作还有几个月。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专心办你的案子。这之后......我们再看看吧。”
电话断了。
办公室里没有人，其他人都下班了，走廊里只剩下远处卫生间的水龙头在滴水。我低头看着那碗泡面，面汤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膜。
把手机扣在桌上，重新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口面。嚼了两下，放下筷子，站起来，把整碗面倒进了垃圾桶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照常出警。火车站东边一家小旅馆发生纠纷，一对夫妻闹离婚，女的把男的关在房间外面，男的喝了酒在走廊砸门。我和赵凯到场处理，调解了将近四十分钟，把双方暂时劝开。
回所的路上，赵凯开着车，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。
“昨晚没睡好？”
“嗯。”
“跟对象吵架了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看着窗外掠过的街道和人群，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
其实我对柳萤的生活，一无所知。
车拐进站前所大院的时候，手机响了一声，是条微信。
我拿起来看，是柳萤发来的，只有一句话：
“你昨晚的面最后吃了吗？”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打了一行字：“没吃。倒掉了。”
想了想，又删掉了，重新打：“吃了。”
发完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推开车门走进派出所。门口停着几辆警车，二楼会议室的灯已经亮了，孙建国站在窗边朝我招了招手。
“聂铭，上来。有个新案子。”
我抬头看了一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快步上了楼。
我刚端着一碗泡面坐回工位，红烧牛肉味的，泡了快十分钟，面已经坨了。筷子还没拆开，手机屏幕亮起来，来电显示：柳萤。
“喂。”
“你在所里？”柳萤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，平静得不太对劲。
“嗯，刚蹲完一个扒手，回来写材料。”
“晚饭吃了吗？”
“正吃呢。”
“几点了？”
我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时间，九点四十。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“你上次跟我说，‘再忙也就这一阵，忙完就好了。’”柳萤的声音从听筒里传过来，不冷不热，像在念一份文稿，“这句话你说了多少回了？”
“我...”
“你上回说来台门看我，是半个月前的事。来了待了不到三个小时，接了四个电话，走了。我一个人在村口站了半天。”
我拆开筷子，夹了一口面塞进嘴里。面是凉的，坨得厉害，嚼了两下没咽下去。
“那天是真的有事——”
“我知道你有事。你每天都有事。”柳萤打断了我，“你哪天没事？你告诉我，你哪天没事？”
我嚼着面，没吭声。放下筷子，把手机从肩膀挪到耳边。
“我现在跟你说一件正事。”柳萤的声音压低了，带着一种刻意维持的克制，“我那边的报道方案批下来了，下周开始正式采访。第一批采访对象是水口子村和杨村的受害村民，大概需要三个月。这三个月我会很忙，可能没时间往城里跑。”
“嗯。”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三个月我就不用见你了？”
“我没有这个意思。”
“那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？”柳萤问得很认真，“你提前跟我说，我配合你。”
我沉默了。
我知道自己说不上来。站前所的案件量摆在那里，我每天像陀螺一样转，连轴转已经成了常态。这周排班表上写着周末休息，但昨天刚接了一个诈骗案，周末大概率要加班。
“你看，你说不上来。”柳萤替我把沉默补全了，“你每次都这样。你答应我的事，没有一件是兑现了的。你答应来台门看我，没来。你答应周末带我去绿岛看房子，没去。你答应我五一休假，结果一个电话你就回了所里。”
“对不起，但这跟谈对象不一样。我手上是案子......”
“案子。”柳萤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，语气忽然变了，变得锋利了，“你手上有案子。你手上永远有案子。那我呢？我是你什么人？是你女朋友，还是你排班表上的一个待办事项？”
“你是我女朋友。你当然是我女朋友。”
“那你做一件男朋友该做的事给我看看。”柳萤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，“你连一次完整的约会都没有给过我。我们在一起到现在，你看过一场电影吗？陪我吃过一顿不接电话的饭吗？你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吗？”
我张了张嘴。
我确实不知道。我知道柳萤在台门镇做采访，但具体采访什么、进展如何、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我一个都答不上来。
“你看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柳萤笑了，那笑声发苦，“聂铭，我知道你是警察，我知道你的工作重要。我不是不体谅你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有我的工作，我也有我的压力，我也需要有人能听我说说话。你连听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“我们每天通电话......”
“那叫通电话吗？”柳萤打断我，“你每次通话不超过五分钟，要么在出警路上，要么在写材料，要么在审讯室外面等提审。你有没有一次是安安静静坐下来、认认真真听我把话说完的？”
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动，像是杯子被重重放在桌上。
“上周三我发烧，三十九度，一个人去镇上的卫生所挂点滴。挂到一半护士问我怎么没人陪，我说我男朋友在忙。护士问我男朋友干什么的，我说是警察。她说，‘哦，难怪。’就‘难怪’两个字。你听听，人家一听‘警察’两个字，就什么都能理解了。”
我的喉咙发干。
“我那天打电话给你，响了三声你挂了。后来你给我发了条消息，说‘出警，回头说’。回头你说了吗？”
“那天那个案子确实紧急......”
“我知道。你每天都有紧急的案子。”柳萤的声音终于失去了所有克制，“我知道警察工作苦，我知道你忙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可我真的撑不住了，聂铭。我不是在跟你吵架，我就是……撑不住了。”
她的声音在最后几个字上抖了一下。
我靠在椅背上，一只手攥着那碗已经凉透的泡面，另一只手握着手机。看着办公桌上摊开的案卷材料，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案件编号，看着那盏亮了一整天的白炽灯。
我很累。
不是今天一天累，是连着一个月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的那种累。
我知道柳萤说的是事实，我知道自己亏欠，可这些话我没办法说出口。
说出来也没用，说了明天还得照常出警，照常办案，照常把她的消息回成“在忙”。
“说话。”柳萤的声音又从电话那头传过来，轻了很多，像被风削薄了一层。
“……我明天过去。”
“不用了。”柳萤拒绝得干脆，“你明天有案子。后天也有。你来了也是接几个电话就走。你我都清楚。”
“我觉得……我们可能不太适合。”柳萤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稳，但稳得很用力，每个字都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，“你需要的不是我，是一个能永远等你的影子。我做不了那个影子。”
“别！”
“挂了。”
“等一下！”
“我在台门镇这边的工作还有几个月。这段时间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专心办你的案子。这之后......我们再看看吧。”
电话断了。
办公室里没有人，其他人都下班了，走廊里只剩下远处卫生间的水龙头在滴水。我低头看着那碗泡面，面汤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膜。
把手机扣在桌上，重新拿起筷子，夹了一口面。嚼了两下，放下筷子，站起来，把整碗面倒进了垃圾桶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照常出警。火车站东边一家小旅馆发生纠纷，一对夫妻闹离婚，女的把男的关在房间外面，男的喝了酒在走廊砸门。我和赵凯到场处理，调解了将近四十分钟，把双方暂时劝开。
回所的路上，赵凯开着车，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。
“昨晚没睡好？”
“嗯。”
“跟对象吵架了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看着窗外掠过的街道和人群，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：
其实我对柳萤的生活，一无所知。
车拐进站前所大院的时候，手机响了一声，是条微信。
我拿起来看，是柳萤发来的，只有一句话：
“你昨晚的面最后吃了吗？”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打了一行字：“没吃。倒掉了。”
想了想，又删掉了，重新打：“吃了。”
发完把手机揣进兜里，推开车门走进派出所。门口停着几辆警车，二楼会议室的灯已经亮了，孙建国站在窗边朝我招了招手。
“聂铭，上来。有个新案子。”
我抬头看了一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快步上了楼。